杂志宣称将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公正的评判，无偏无党，不激不随。
李斯年翻阅杂志之后，认为杂志的主旨很好，但是真正刊登的文章却都歪了屁股，有些偏离了初衷，完全是一种拉偏架的立场，似乎是专门冲着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去的，该杂志提倡文学复古，对文言文推崇备至，认为其优于白话文，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单纯模仿西方，根本不可取。
整本《学衡》杂志全部采用文言文撰写，李斯年还特意将杂志拿给老爹李举人看，对方也认为，除了个别小瑕疵外，杂志里面刊登的文章的学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。
但问题在于，从创刊号开始，它就将矛头直指如火如荼的“新文化运动”
，对《新青年》杂志和胡适之本人大加抨击。
他们指责新文化运动背离了传统，将孔夫子视为古今中外的第一人。
在他们看来，华国文化的最大成就在于其纲常礼教，而学术文化只是少数天才的事。
他们坚信美术、文艺和道德等领域是不可能进化的，文化的发展也不会遵循“今胜于古，新胜于旧”
的规律。
相反，他们认为新旧文化中各有精华，主张中西文明的融合与贯通。
说起这本杂志，它的主编梅光迪与胡适之之间的渊源，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。
当年胡适之在赴美留学前，曾在沪上与梅光迪结识并成为好友。
梅光迪强调“复兴古学”
，对社会上过于西化的现象表示不满，批判其为“洋奴”
行为，而胡适之当时也表示支持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胡适之的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开放。
他虽不主张全盘西化，却主张废弃文言文，推崇白话诗，强调“文学改良”
，这一立场激怒了梅光迪。
好友二人都十分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一人强调“复古”
，一人强调“改良”
，文学立场上完全南辕北辙的二人就此决裂。
梅光迪批评胡适之的白话诗丧失了诗歌的美感，是一种“以暴易暴”
的行为。
他认为胡适之的做法是在推翻华国文学传统，而非真正的改良。
而胡适之则回信批评梅光迪守旧顽固，两个昔日好友隔空干了一架，而且这一架接下来一直从国外干到了国内。
自1917年胡适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以来，梅光迪便开始在国内报纸上撰文对其进行批判，但一直并未引起太大反响。
直到1920年梅光迪回国后，他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来扳倒胡适之和“新文化运动”
。
于是他与朋友们在今年创办了《学衡》杂志，似乎是想借此平台一雪前耻，对胡适之和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批判。
而且估计是因为他之前在和胡适之的交火中，一直处于下风，现在好不容易办起了一本杂志，于是骂得非常放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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