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是从经济力量对比：俗话说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。两国交战打的不仅是前线，更是背后的国家实力。按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，同一时期的北宋，其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产量在整个亚洲高于其他国家的总和，其国内粮食储备量，足以支撑北宋军队十年以上的连续全面战争。而同时期的辽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产量不足北宋的十分之一，其物资储备量甚至不足以支撑辽军超过一年的全面战争。
如此对比下来，真不知道，北宋到底弱在哪儿了？但大大小小的战斗下来，北宋还是十战九败。这不由人对宋朝的官僚体制、军事制度和文武百官的能力产生怀疑。
北宋王朝建立于一个诸国并立、八方建元的年代。为统一中国，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“先南后北”的作战方略。按照这个方略，宋太祖先后平定荆湖、后蜀，其后两次征伐北汉失败，又继续实施“先南后北”方略，平定南汉、南唐，吴越、漳泉被迫上表归附，南方完全统一。在此基础上，宋太宗赵光义一鼓作气，于979年灭掉北汉，终于结束了唐亡以来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，除了契丹辽朝控制的燕云十六州以外，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。936年，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，为当上“儿皇帝”，割让幽燕十六州（燕云十六州，也称幽云十六州，是汉族聚居区，号称“华人百万”）给契丹。宋太宗灭掉北汉后，乘胜于979年6月北伐契丹。因易州、涿州守土长官皆是汉人，太宗不战夺得两城。在围攻蓟州城时，契丹的铁林厢主李札卢存率部投降，幽州神武厅士卒乡兵400余人归降，范阳百姓也献牛酒犒师。宋太宗志在必得，率军猛攻蓟州。蓟州（今北京西）是契丹南京，契丹守将耶律学古坚守城池，宋兵久攻不下，士气渐至低落。这时，辽朝以耶律休哥为前锋，率兵救援，太宗命大军拔营，前至高梁河迎敌。宋军尚未到高粱河，已有辽兵数万渡河而来，双方展开激战，辽军伤亡惨重，渐向后退。太宗正要命令宋军穷追猛打，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。宋军抵挡不住，败下阵来，太宗仓皇奔回涿州。还未进城,耶律休哥又率辽兵追到，太宗与队伍失散，单枪匹马，不明路径，又加天色昏暗，陷于泥淖之中。幸逢杨业从太原押运军需粮草赶到，才得以脱身。
毛泽东读《宋史·太宗本纪》至此，写下批语:“此人不知兵，非契丹对手。尔后屡败，契丹均以诱敌深入、聚而歼之的办法，宋人终不省。”
伟人所言，点中要害。
说赵光义不知兵，并非冤枉。仅就这次进攻契丹来说，宋军灭北汉，已是精疲力竭，以疲惫之师于酷暑与兵力强盛的契丹作战，是“不知兵”之一;宋军长驱直入，连下两城，几乎没遇到周折，这是契丹“诱敌深入”之计，而太宗却不明就里，孤军深入，是“不知兵”之二；宋军久攻蓟州不下,却又不做打援准备,待辽军蜂拥而至才仓促迎战,是“不知兵”之三。两次征讨契丹失败，宋朝主和派意见占了上风，太宗诏命沿边州县把守边境，不得兴衅滋事。雍熙三年（986年）正月，知雄州开封贺令图及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上书太宗，称“契丹主年幼，国事决于其母，韩德让宠幸用事，国人疾之，请乘其衅以取幽蓟”。太宗下令东路出雄州（今河北雄县)，由曹彬、米信率领；中路出定州（今河北定县)，由田重进率领；西路出雁门，由潘美、杨业率领，计30万大军北上攻辽。三路之中，东路属佯攻部队，目的在于吸引辽军主力，掩护中、西两路，最后合围幽州。西路、中路进展顺利，夺取寰、应、朔、云、蔚诸州及飞狐口（今河北涞源），这时传来东路军大败消息。原来曹彬不顾原定计划，孤军深入，结果被辽军截断粮道，造成溃败局面。宋太宗下令全线退兵。此即毛泽东所说“雍熙三年败于契丹”。
但是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只是针对宋太宗一个人的能力而言的。指出了北宋必败的领导因素。其实，北宋必败，还有战略思想方面的原因。
人们对宋朝的第一印象，就是“积弱积贫”。这种感知是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。而直接给人带来这种印象感知的，则是宋朝羸弱的军力，因此，尽管宋朝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发达，但人们对宋朝往往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。这说明，军事实力是否强大，是判断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第一标准。就像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，人们往往只看高考，高考成了老百姓评判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。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：就是国力也好，教育也罢，人们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，也不问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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