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文魁是上海人，一战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劳工旅的驻法翻译，战争结束后，他回到上海，入职了英国控制的上海海关，并结识了战争时期的英军飞行员乔治·马登。
其实，乔治·马登是德裔犹太人，成年之前的时光大多在德国度过。
宋文魁在上海海关工作的时间不长，只有两三年，但在这段时间，他结识了不少人脉，然后他瞅准那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，辞职创办了黄埔轮渡局。得益于之前积攒的人脉，黄埔轮渡局不到两年时间就赚得盆满钵盈。
1925年，乔治·马登见老同事生意做得蒸蒸日上，便向宋文魁取经，宋文魁够朋友，不仅出资支持乔治·马登创办茂泰洋行（gearden），更将黄埔轮渡局注入该洋行，为这家年轻的洋行提供资产及稳定收入来源。
当然，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，说白了宋文魁是看中了乔治·马登的一身白皮，当时中国的港口都被洋鬼子控制，让一张白皮掌舵公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
就这么，宋文魁自降身份做起了买办，跟乔治·马登相互协作，一个负责西方关系接洽，一个负责与工人、客户和政府官员打交道，两人配合得相得益彰。
之后的几年，茂泰洋行高速发展，黄埔轮渡局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十几艘小轮和渡船的公司，并于1928年进军搬家业务，在汉口道创办了上海搬场公司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该公司的车队发展到拥有20辆卡车，其中一些车在没活的时候会改装成灵车，承接白事业务。
1930年，茂泰洋行在上海上市，吸收了当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、安利洋行董事长以及业广地产董事长哈里·爱德华·安诺德，以及格蕾丝的爷爷维克多·沙逊加入了董事会。
帮茂泰洋行上市的犹太股票经纪人埃利斯·哈伊姆，进一步帮助茂泰洋行进入仓储业务，通过安排债券融资建造一座五层仓库，并成功拉来一个大客户英美烟草公司。
茂泰洋行上市不仅吸收了资金，还吸收了不少人脉，宋文魁和乔治·马登雄心勃勃，挥舞着支票开始了大收购。
1932年，在埃利斯·哈伊姆的牵线搭桥下，茂泰洋行和大公司上海拖驳船合并，各取了两边老板的姓氏，改组为“wheelockarden”公司，即会德丰。
之后的五年，会德丰高速发展，直到小鬼子打进来，乔治·马登和埃利斯·哈伊姆被小鬼子逮捕，然后被纳入战俘交换计划遣送回英国。
日据期间，会德丰全权由宋文魁和其叫去帮忙的弟弟宋文杰管理，在小鬼子的百般刁难下，成功守护住了资产，直到乔治·马登回归，之后，上海解放前夕，会德丰将资产和基地都转移到香港。
由于宋文魁在日据时期遭受过摧残，精神一度崩溃，虽然后来精神康复，但他的健康状况已是大不如前，加上年逾花甲，其妻劝服他从会德丰退休，所以，到了香港后，只有乔治·马登站在会德丰台前。
不再管理会德丰，宋文魁并没有闲着，他成了一个投资人，不时下手投资他看中的企业和股票，其中最知名的要数九龙仓。
随着禁运的消息传出，码头业务眼看要式微，他却是看见了航运业不久后会复苏，并敏锐地分析出九龙仓持有的海滨地皮将来会值大价钱，于是，他悄悄吸收九龙仓的股票，如今已持股57。
九龙仓的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一股东不得控制超过10的流通股，即最大的股东明面上不超过10的股分，一旦持有10以上的股份，即可展开谈判，强势加入董事会。
“老朋友，上海纱厂的财务状况非常不好，你对它有没有兴趣？”乔治·马登用流利的上海话说道。
乔治·马登，1892年生人，原名乔治·贡普雷希特，十七岁时他改用母亲的姓氏“马登”离开学校参军入伍，并于1912年被派往香港，不久后他退伍到羊城海关任职。一战爆发后，他被征召回军队，后奔赴上海。
从时间跨度来看，乔治·马登人生的逾一半在中国度过，且多与中国人打交道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学会了地道的粤语、普通话、上海话，还能说味道非常正宗的洋泾浜英语。
宋文魁扶了扶往下落的眼镜，沉声静气道：“香港的纺织业前景看涨，上海纱厂是一家不错的企业，江上达花了不少心思。”
乔治·马登淡笑道：“江上达是狗汉奸，不能给他太多好处。”
宋文魁轻笑一声，“乔治，不管江上达是不是汉奸，都不能给他太多好处。”
江上达是上海日据时期有一号的商业汉奸，宋文魁当年吃的苦头多多少少和江上达沾点边，两人围绕江上达的汉奸身份打了个机锋。
“hktextile的中文直译香港纺织已经被占用，或许要叫会德丰纺织。”
地名加行业名是会德丰比较喜欢的企业命名规则，如果可以，这种企业命名方式通常是会德丰的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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