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青铜器</p>
长信宫灯</p>
西汉鸡心佩</p>
漆器业</p>
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在蜀郡（今成都）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。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。漆器的种类很多，有耳杯、盘、壶、盒、盆、勺、枕、奁、屏风等。大多色彩鲜艳，光泽照人，精致美观，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，技巧更高，画法潇洒生动，奔放有力，线条干净流利。 [207]</p>
商业</p>
“交通王侯”</p>
汉初，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、作官为吏，但国家的统一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山泽禁令的放弛，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。当时的富商大贾“周流天下” [72]，非常活跃，甚至富比天子，“交通王侯”，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[73]。</p>
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，据《史记》所载，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、盐、油、酱、果类、菜类、牛、马、羊、布、帛、皮革、水产等几十种商品。</p>
收回铸币权</p>
五铢钱</p>
汉初，听任郡国自由铸钱。这造成币制混乱，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，另一方面，一些贵族官僚、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，富比天子，威胁中央。吴楚七国之乱时，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。前113年，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，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，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。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，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、辨铜、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。这次新铸的五铢钱（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），重如其文，钱的质量很高，便于流通，成为当时唯 一合法的货币。 [208]</p>
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</p>
汉初，盐铁为私人经营，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，国家仅设官收税。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，把私人垄断的冶铁、煮盐、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，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，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、铁官，管理煮盐、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。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，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。盐铁官营后，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。自从盐铁官营后，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。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，经营不善，往往产品质量低，价格昂贵，贫民购买不起。 [209]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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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，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 [74]。前110年，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，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。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，引起物价上涨，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，往来烦难，“或不偿其费”。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，操纵物价。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，负责管理、调度、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，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。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，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，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，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。“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” [75]，调剂物价，并获取收益。实行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政策后，“民不益赋，而天下用饶”。 [209]</p>
算缗和告缗</p>
为了打击富商大贾、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汉武帝于前119年，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。 [76-77]</p>
算缗就是向大商人、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。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，抽税一算（一算为一百二十钱），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，凡四千钱，抽一算；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，每辆抽税一算，商人的车，则征收二算；船五丈以上者，每只船抽税一算。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，鼓励知情者揭发，叫做“告缗”。凡揭发属实，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，并罚戍边一年，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。此令一行，各地争相告缗。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，告缗之风，遍及全国。 [76]</p>
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、豪强、贵族的经济势力，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。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。 [76-77]</p>
西汉盐铁工宫商业城市及交通</p>
城市</p>
汉代长安图</p>
当时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。据考古发掘，长安城周围长多米，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，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。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，可容四辆大车并行。城内街道纵横交错，有八街（纵街）九陌（横街）之称。街道三道并列，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，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，是皇帝专用的“驰道”。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，占全城三分之二。城西北角的东、西九市，是商业活动区。 [210]长安商业很繁华，在九个市场之内，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，出卖各地的货物。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，成为许多市，如酒市、牛市、马市、羊市等。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。东、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，而且也是手工业区，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。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，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。据记载，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。 [221]除长安之外，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（南阳）、成都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大都市。 [220]洛阳水陆交通方便。临淄丝织业发达，人口密集，是齐鲁的中心。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。宛是南北交通要道，冶铁业很发达。成都的手工业，特别是蜀锦，驰名全国。西汉的城市，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，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如江陵（湖北江陵）、吴（江苏苏州）、番禺（广州）等，或为一方都会，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。 [221]</p>
赋税</p>
西汉的赋税制度包括田租、人口税和更赋三项。田租，是按土地征收的赋税。汉初以来，先后实行过十五税一、十税一、三十税一和临时免收等法。人口税，按年龄不同又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，算赋即丁税，15岁至56岁男女，每人每年纳120钱，称为一算。口赋是儿童税，7岁至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纳20钱。更赋，是一种代役税。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，除服兵役两年外，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，称为“更卒”，不服役的，出钱2000，叫“践更”；每人每年还要戌边3天，不服役的，出300，由政府用钱雇人，称为“过更”。是一种以钱代役的办法。西汉初期赋役制度，虽然沿袭秦制，但其判削程度比秦朝大为缓解。 [203]</p>
户籍</p>
刘邦入据关中以后，萧何按照秦的图书户籍征赋课税。西汉建立后，进而把这一措施推广到全国。下令逃散在外的农民一律返回本乡，进行了全国的人口登记，按秦制，在县以下建立乡、里、什、伍组织。乡设三老；里设里正，掌百家；什长主10家；伍长主5家。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，称为“编户齐民”。用以督缴赋税、催派徭役、维护地方治安。 [203]</p>
人口</p>
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，西汉建立时人口约为1300万 [78]，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、轻徭薄赋，至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全国人口约达3600万，汉武帝后期因沉重徭役导致在籍户口锐减，至于史书中的”户口减半“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。 [11]</p>
</p>
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重启汉初息兵养民的国策，继任者霍光、刘询沿袭，至汉宣帝末年（前49年）人口已达5000万。 [78]到汉平帝元始二年（2年），在籍人口达人，垦田顷，为西汉之最。 [79] [179]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迁居汉地的外族，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。 [21] [80]</p>
文化</p>
播报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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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：汉朝文化</p>
文学</p>
汉赋</p>
赋是西汉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，当时一般文人都爱作赋。汉初流行骚体赋，是从楚辞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，主要为抒情言志。代表作品有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和枚乘的《七发》等。到西汉中期，一种铺陈夸饰的散体大赋逐渐盛行，以称颂宫廷的豪华壮丽、渲染帝国的强盛繁荣为主要内容。中后期赋家甚多，以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和扬雄的《长阳赋》、《羽猎赋》等为代表作。汉赋内容空泛，词句华丽，形式呆板，因而文学价值一般，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。 [213]</p>
乐府诗</p>
乐府诗是西汉时期的新文体。汉武帝时设立官府音乐机构，由协律都尉李延年主持，搜集民歌加工为乐府歌曲，于是形成了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。由于它以民歌为基础，所以内容广泛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《十五从军征》，写了一个长期服役的老兵，80岁时回到家乡所看到的亲故皆亡、家园残破的景象，其他如《战城南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陌上桑》等，都从不同的角度暴露了时弊，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 [214]</p>
散文</p>
西汉的散文一反献体的文风，特别是文字生动，说理深刻的政论文影响较大。以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、《治安策》、《过秦论》，晁错的《论贵粟疏》、《徙民实边疏》，桓宽的《盐铁论》为代表。这个时期散文最高成就当推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书中内容，许多传记，内容保刻、形象生动、文笔优美，把历史人生写活了。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史学名着，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。鲁迅赞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 [214]</p>
民歌</p>
汉代民歌的体裁多种多样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形式生动灵活，其中以五言最多，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。 [222]</p>
哲学</p>
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“儒墨道法”，即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和法家。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，汉朝有鉴秦亡经验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，是为黄老之术。直到汉武帝时，思想上已有大改变，那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。 [211]</p>
黄老思想</p>
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，采取黄老思想指导的“无为而治”统治政策。“黄老学说”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。“黄”指“黄帝之学”，“老”指老子学说。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有关黄帝书5种，计有：《黄帝四经》4篇，《黄帝铭》6篇，《黄帝君臣》10 篇，《杂黄帝》58篇，《力牧》22篇。但是，由于“黄帝之学”的着作均已佚失，所以“黄帝之学”是否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存在过，后世不太清楚。自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帛书《十大经》、《经法》、《称》、《道原》等珍贵文献之后，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。可以肯定，上述帛书就属于“黄帝之学”的着作，黄帝学说是道家中的一派。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：黄帝之学不仅讲道，而且讲法。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，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。 [223]</p>
黄老学说的特点是：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，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，极力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认为统治者用少所作为的办法，就能缓和社会矛盾，稳定统治秩序，相反，统治阶级愈“有为”，民就愈“难治”；统治者的法令太多，反而使“盗贼多有”，这和原来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，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汉初统治者采取“顺民之情与之休息”的政策，以适应恢复生产、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。汉初的几任丞相，大都“治黄老之术"，实行“无为而治”。如萧何死后，曹参为相，举事皆循旧例，无所变更。对于“言文深刻，欲务声名”卬的人，斥而不用；对于“谨厚长者”，给予提拔，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。所以当时老百姓歌颂道：“萧何为法，讲若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靖，民以宁一。 [223]</p>
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陆贾的《新语》。陆贾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后，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。他认为：“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”他理想的政治是：“君子之为治也，块然若无事，寂然若无声，官府若无吏，亭落若无民。闾里不讼于巷，老幼不愁于庭。近者无所议，远者无所听。邮无夜行之卒，乡无夜召之征。犬不夜吠，鸡不夜鸣。耆老甘味于堂，丁男耕耘于野。”也就是主张统治者对人民少干扰，使其安居乐业，这样就可以缓和矛盾。 [223]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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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初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，促进丁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，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丁条件。但是，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，出现了新的问题。“和亲”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，“分封”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。因此，文帝时，贾谊上《治安策》尖锐地指出：“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”这样，到文景时期，逐渐由无为变成有为，儒家思想逐渐抬头，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。 [223]</p>
儒学思想</p>
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，他不但首倡儒学独尊，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，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。他给汉武帝上《天人三策》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，《春秋繁鍀》是其代表着作。 [223]</p>
为了维护封建统治，董仲舒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说和“天人感应”说。他把自然界的“天”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，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。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，国家的兴亡，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。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，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，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。这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“君主”，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。他说:“受命之君，天意之所予也。”人民服从皇帝，也就是服从天道，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，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，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。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，也企图假天之威，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。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，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，皇帝对人民有好处，就能继续做下去，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。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，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。 [224]</p>
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等级观念，并提出了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的伦理规范。他说: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，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是“天”的安排，是天的意志。“三纲”，加上有意志的天，就构成了封建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四种统治权力。这种封建宗法思想，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，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。</p>
董仲舒还提出了“性三品”说。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；圣人生来性善，小人生来性恶，中人之性，可善可恶。上等的圣人，则是天生的统治者；中人经过“教化”可以变善；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，只能永远当牛马和奴隶。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。 [224]</p>
从上述董仲舒的学说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它的思想核心，是从维护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，神化专制皇权，并力图把封建政权、神权、族权、夫权结合起来，为地主阶级服务，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信奉。 [224]</p>
史学</p>
《史记》由司马迁所着，是中国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/p>
西汉末年，佛教传入中国。</p>
科学</p>
播报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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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着作。另外，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，包括公认的人类算术》是《算经十书》中最重要的一种。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，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着作。 [199]作者不详。西汉早期着名数学家张苍、耿寿昌等对它进行过增补删订。全书分9章，246个例题。其内容包括方田，粟米、衰分、少广、商功，均输，盈不足，方程，勾股等九个章节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。其中负数，分数计算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。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，比欧洲早一千余年。此书于隋、唐时传入朝鲜和日本，被定为教科书，现已译成英、日、俄等国文字。 [200]</p>
通过《九章算术》和《周髀算经》这两部书，可知西汉中后期的数学成就已经很高了。 [198]</p>
农学</p>
泛胜之是西汉着名农学家，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提倡种麦，获得丰收。他所撰的《泛胜之十八篇》被后世统称为《泛胜之书》。该书总结了关中一带农民耕作的经验，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（区读音ou，即点种法）和浸种法（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）。此外还有耕田法、种麦法、种瓜法、穗选法、调节稻田水温法等。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，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。 [196]</p>
医学</p>
西汉时期医学有很大发展，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医学体系。当时的医学理论尽管有阴阳五行的外衣，但对生理现象、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的解释，则包含着辩证观点。《黄帝内经》和《难经》是西汉医学理论的代表作。《黄帝内经》包括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两部分，《素问》阐述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，《灵枢》记述了针灸法。《难经》是讲述经脉、腑脏、针法及处方的专着。当时着名医家淳于意，医术甚精，还注意把病人情况和治疗过程记录下来，为中国最早的“病历”创始人。 [196]</p>
西汉时，尸体的防腐技术很高。据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记载，赤眉军在长安发掘了皇室陵墓，发现历200余年的吕后尸体“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”。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女尸和江陵凤凰山发现的男尸，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，尸体基本完好，这可以说明西汉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。 [197]</p>
造纸</p>
西汉时发明造纸术。1933年在新疆、1976年甘肃地区的汉代烽寨中，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西汉窖藏中出土现了汉宜布时的麻纸片。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了西汉早期的纸，绘有地图，纸薄而的，纸面平整光滑，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到相当水平。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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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</p>
播报</p>
编辑</p>
绘画</p>
西汉时期的美术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，生活是直接描写的对象，开始逐步发展写实的风格，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。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，在范围上和方法上，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。</p>
西汉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，说明西汉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。文学、历史、天文、地理、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，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。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，西汉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。</p>
雕刻</p>
西汉的雕刻艺术有很大发展，以石雕最具代表性。保存至今的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，引人人胜。内有一尊“马踏匈奴”雕像，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的，造型生动，神态逼真。其余伏虎、卧马等许多石刻，利用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，都气魄雄伟、形象动人。此外，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(石像)，气势雄壮，栩栩如生。 [214]</p>
音乐</p>
西汉时的音乐也有很大发展，汉武帝时李延年曾为《汉郊祀歌》十九章配乐，并组织大型宫廷乐队，演唱刘邦的《大风歌》时，有歌队120人。李延年又模仿张骞从西域传来的《摩诃兜勒》曲，作“新声”二十八解，用于军中，称“横吹曲”。长沙马王堆软侯墓出土的木瑟、竽、十二乐律管，说明当时的显贵之家都有自己的乐队，也表明西汉音乐的发展情况。汉武帝以后，琵琶、箜篌等乐器从西域传入中土，丰富了汉人的音乐。 [214]</p>
舞蹈</p>
西汉初年，盛行楚舞，后来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官，汉武帝时，安息曾以骊轩“善眩人献于汉”。西汉人喜爱舞蹈，无论民间酒会或是祭祀喜庆，一般都载歌载舞。1969年在济南无影山发现了西汉舞乐俑一盘，上有舞俑、奏乐俑、杂技铺、指挥俑。拱手立观俑等，形态通真，生动反映了当时歌舞表演的场面。 [215]</p>
汉代人们善于把自己的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。这也是汉代歌舞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汉画像石、汉俑中的图像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。</p>
器乐的合奏与伴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，但是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歌、舞、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，器乐演奏为更好地表现乐舞百戏，烘托气氛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陶俑和汉画像石中主要的乐器有吹奏乐器，如埙、排箫、笙、笛等；弦乐器，如琴、瑟、箜篌等；打击乐器，如建鼓、鼗鼓、筑、节等。</p>
角抵</p>
角抵就是摔跤，角抵在中国源远流长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禁止民间私藏兵器，作为徒手相搏斗的角抵兴盛起来。汉代，民间出现了一种由“蚩尤戏”发展而成的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，已经具有后来摔跤的基本特色，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。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，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，轰动京城，老百姓们甚至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。</p>
民族</p>
播报</p>
编辑</p>
汉武帝时击匈奴，征大宛，收服两越，通西南夷，东灭朝鲜，后来设立“西域都护府”，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，正是从西汉开始，奠定了中华的版图疆域。</p>
匈奴</p>
白登之围</p>
秦汉之际，冒顿首次统一匈奴，建立了奴隶制政权。冒顿乘楚汉相争之机，东破东胡 [82]，西攻月氏 [82]，征丁零 [82]、坚昆等部（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），南灭楼烦、白羊（约今内蒙古南部），控制了中国北部、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 [82]，拥有骑兵三十余万 [83]，势力十分强大。</p>
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示意图</p>
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，匈奴的国家机构日益完善。最高首领叫单于 [84]，单于之下设左、右屠耆王（即左、右贤王），左、右谷蠡王，左、右大将，左、右大都尉等，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，多的万余骑，少的数千骑。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；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、相、封都尉、当户等等。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 [85]。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，左屠耆王统治东边，单于居中直接统治，右屠耆王统治西边 [86]。</p>
匈奴经常侵扰西汉边疆。前201年，冒顿单于围攻马邑，韩王信投降，次年攻晋阳（今太原）。 [87]刘邦闻讯，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，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（今大同东南） [88]。后来用陈平计，向单于阏氏行贿，才得脱险。史称平城之围 [89]。</p>
“和亲”与“实边”</p>
汉初，由于经济急待恢复，政权尚未巩固，采取“和亲”办法，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，送去丝绸、粮食、酒等物品。但是和亲政策，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[90]。汉文帝十四年（前166年），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（郡治在固原附近）郡尉，前锋到了雍（陕西凤翔）和甘泉（陕西淳化），火烧回中宫 [91]。八年后，匈奴又从云中（内蒙古托克托旗）、上郡（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）两郡各侵入三万骑，长安城警报频传 [92]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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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、景时期，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， [93]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，也作了些防备工作。如汉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，用免税、赐爵、赎罪等办法移民“实边”。还大力提倡养马，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。</p>
反击匈奴</p>
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</p>
汉武帝即位后，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，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。 [94]汉武帝时期，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二年（前133年）至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间进行，先后打了十几仗，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。</p>
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。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、渔阳（北京密云县） [95]。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、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，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，匈奴白羊王逃走 [96]。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，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。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（内蒙古杭锦旗）和五原郡（内蒙古五原） [97]。</p>
霍去病西征</p>
在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，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，越过焉支山（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）西进，入匈奴境千余里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，大获全胜 [98]。同年夏天，霍去病第二次西征，越居延泽（内蒙古居延海），攻到祁连山，大破匈奴军，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。 [99]同年，匈奴内部分裂，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 [100]。这次战役后，汉在这里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四郡，历史上称“河西四郡” [101]。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。</p>
漠北决战</p>
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，为了彻底击溃匈奴，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，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 [102]。同年，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，分东西两路进军 [103]。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，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。卫青率领的西路军，从定襄，越沙漠，北进千余里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。经过激战，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，其主力全部被歼，汉军直追至赵信城（蒙古杭爱山下） [104]。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（河北蔚县一带）出兵，深入二千余里，跨过大沙漠，击败匈奴左贤王 [105]。经过这次战役，匈奴力量大大削弱，无力大举南下。</p>
“单于和亲”</p>
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制止了匈奴残暴掠夺，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，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，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。</p>
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，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斗争也日益强烈，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。汉昭帝时，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，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。甘露三年（前51年）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 [106]，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，后被西汉所杀 [107]。</p>
竟宁元年（前33年），汉元帝以宫人王嫱（王昭君）嫁给了呼韩邪单于，结束了百余年来汉、匈之间的武装冲突。此后约有半个世纪，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。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，出土有“单于和亲”等文字的瓦当，是汉、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。</p>
西域</p>
张骞出使西域</p>
前2世纪左右，西域分为三十六国，互不统属 [108]。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、且弥等国；在天山以南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，又分为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。</p>
北道诸国有龟兹（新疆库车）、疏勒、焉耆（新疆焉耆）、车师（新疆吐鲁番）等较大的国家 [109]。南道诸国有莎车（新疆莎车）、于阗（新疆和田）、楼兰（新疆罗布泊西）等国 [110]。公元前2世纪初，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，设官征税，并以此为据点 [111]，向西汉进攻。</p>
西汉建西域都护府，开始了统治。</p>
建元三年（前138年），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：在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，遭受匈奴的攻击，被迫西迁，对匈奴入时刻想报仇雪恨 [112-113]。汉武帝为反击匈奴，截断匈奴的右臂，乃募使往大月氏 [114]，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[112]。张骞应募远道出使。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，拘禁十余年 [115]。后来，他乘机逃走，越过葱岭，经大宛、康居，到达大月氏 [116]。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，不愿东归。张骞只好东返 [116]。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，于元朔三年（前126年）返回长安 [117]。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，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、物产和风俗，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。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。</p>
前119年，汉进军漠北，匈奴向西北退却，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、物力，和汉朝对抗 [118]。因此，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，便被提到日程上来 [119-120]。同年，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，率领三百多随员，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 [121]。张骞到达乌孙后，原定目的虽未达到，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等国 [122]。元鼎二年（前115年）张骞回来，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。此后，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（波斯）、身毒（印度）、奄蔡（在咸海与里海间）、条支（安息属国）、犁轩（附属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）， [123]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 [124]。自此，丝绸之路正式开通。</p>
</p>
打开西南之路</p>
元封三年（前108年），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、车师，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，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 [125-126]。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，击败大宛后，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 [127]。西汉又在楼兰、渠犁（新疆塔里木河北）、轮台（新疆库车县东）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，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 [128-129]，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。</p>
神爵二年（前60年），匈奴内乱，日逐王降汉，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 [130]。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，治所在乌垒城（今新疆轮台县境） [131]。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，从此，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 [132]。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，颁赐官吏印信，调军征粮。这说明，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、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。</p>
自张骞通西域后，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，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，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。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，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，称为坎儿井。此外丝织品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。西域人民也把生产经验和创造，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、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，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。</p>
西南夷</p>
西汉时期，在云南、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，居住着许多语言、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，当时统称之为"西南夷" [133]。在贵州境内以夜郎（贵州遵义、桐梓一带）为最大 [134]。在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，以滇（昆明一带）为最大 [135]。自滇以北，到四川凉山一带，以邛都（四川西昌附近）为大 [136]。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。 [137]再往西去，有巂、昆明（云南大理一带）等部落，他们以游牧为主 [138]。 [139]</p>
汉武帝时，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。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，进入夜郎，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。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（治今四川宜宾）。 [140-141]不久，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，在那里设官管理。张骞从西域归来后，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（印度）的道路，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，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。 [142]公元前111年，西汉破南越之后，在西南设越巂郡（今四川西昌东南）、沈黎郡（今四川雅安南）、汶山郡（今四川茂汶县北）和武都郡（今甘肃成县） [143]。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发兵至滇，降滇王，以其地为益州郡（今云南晋宁），并赐"滇王之印" [144]。这颗"滇王之印"，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。此后，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。</p>
三越国</p>
秦始皇开发岭南，设置郡县，越、夏两地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[145]。秦末时，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 [146]。西汉建立后，封无诸为闽越王，都东冶（福建福州） [147]。公元前192年，立摇为东海王，都东瓯（今浙江温州），号东瓯王 [148]。在南越地区，原秦南海郡尉赵佗，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 [149]。西汉建立后，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 [150]。吕后时，汉政府与南越关系恶化，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，"发兵攻长沙边邑" [151]。汉文帝即位后，赵佗废帝号称王 [152]。公元前138年，闽越发兵围东瓯，东瓯王便向西汉中央请求内徙，遂被迁到江淮之间，和汉族人民杂居，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。</p>
公元前111年，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，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。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 [153]。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、淮一带 [154]。公元前113年，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 [155]。南越王及太后也愿意"内属"，唯丞相吕嘉反对，并起兵杀赵兴、太后及汉使者，立建德为王 [156-157]。公元前112年，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 [158]。年底，破番禺（广州），灭南越，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：南海（今广州）、郁林（今广西桂平县西）、苍梧（治今广西梧州市）、合浦（今广东合浦县北）、珠崖（今广东琼山东南）、儋耳（今海南儋县西北）以及交趾、九真、日南 [158]。从此，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，特别是中原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人迁居内地，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夏、越人民的进一步融合。</p>
</p>
东胡</p>
夫余、肃慎</p>
西汉时期，在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、肃慎、挹娄、高句丽、乌桓、鲜卑、沃沮等。</p>
肃慎是古老民族，也称“息慎”、“稷慎”等。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，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、经济上的交流。挹娄，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，挹娄在肃慎北，大致在牡丹江以东、松花江以南一带。</p>
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、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。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，有了军队、牢狱、宫室等。</p>
乌桓、鲜卑</p>
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。西汉初，东胡被匈奴打败，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（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）以自保，遂称乌桓。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，以畜牧业为主，随水草迁徙。汉武帝时，霍去病打败匈奴，乌桓人请求内属，于是迁入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等郡塞外，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。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。西汉初，被匈奴打败后，逃至鲜卑山（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），因此得名。鲜卑与乌桓为邻，其社会风俗、习惯、语言均与乌桓相似。</p>
高勾丽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，周秦之际，为东北的“高夷”。居于夫余南，鸭绿江以西。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。西汉后期，夫余人朱蒙（或云邹平），建立高勾丽国。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，主要从事农业，善酿酒，能歌善舞，与汉族来往密切。西汉时期，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。东起东海，西到巴尔喀什湖，北自贝加尔湖，南迄南海，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，通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活动，各民族日趋融合，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。</p>
外交</p>
播报</p>
编辑</p>
汉武帝时期，张骞出使西域，开拓了链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，欧亚非的丝绸贸易就此成型。汉使到达了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阗、扜罙诸国。其中最远到达的犁轩城，位于埃及亚利山大港。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，越南、朝鲜、日本等周边国家都接受汉文化的影响，东亚文化圈开始形成。 [71]</p>
东亚</p>
朝鲜</p>
朝鲜半岛</p>
中朝两国之间很早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交往。战国时，燕、齐两地人民曾成批地迁往朝鲜，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 [159]。西汉初，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 [160]，后被立朝鲜王，建都王险城（平壤），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。汉惠帝、吕后时，辽东太守“约满为外” [161]。元封二年（前100年）秋，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。朝鲜首领卫右渠率众抵抗，汉军屡败 [162-163]。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，卫右渠被杀死，卫氏朝鲜亡，汉武帝在其原境内设汉四郡统治。 [164]</p>
日本</p>
西汉与东亚的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。汉武帝时，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。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。</p>
南亚</p>
印度</p>
西汉时印度被称为“身毒”或“天竺”。早在前2世纪，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在大夏曾看到从身毒贩运去的中国邛竹杖和蜀布 [166]。后来，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。西汉晚期，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。</p>
斯里兰卡</p>
西汉时期的南海航线还可以到达黄支国（印度建志补罗） [169]，和的已程不国（今斯里兰卡） [169]，</p>
东南亚</p>
西汉时，与东南亚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。</p>
越南</p>
自古以来，中国和越南在经济、文化上就有密切联系。战国末期，越南北部有瓯雒国。秦统一后，进军南越及瓯雒国 [145]。秦汉之际，赵佗占据南海、桂林等郡称王自立，灭瓯骆国，并通过瓯雒的骆侯、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 [149]。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，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，沿用赵氏统治方式。 [165]</p>
缅甸</p>
缅甸从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，就与中国之间有往来，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。当时中国的蜀布、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、大夏等国的 [167]。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，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。</p>
南海航线</p>
秦汉时期就有了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，除陆路经由中亚、缅甸外，还有海道，西汉对外的水路交通正式开辟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（广东徐闻县西）出发 [168]，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（马来半岛） [169]，又继续航行四个月，抵邑卢没国（缅甸沿岸） [169]，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 [169]，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（缅甸蒲甘城附近） [169]。从此处再乘船航行，最后抵达黄支国（印度建志补罗） [169]。回程从黄支国起程，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（今斯里兰卡） [169]，从此继续航行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（马来半岛） [169]。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。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，从汉武帝时期开始。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，并不断发展。</p>
</p>
中西亚</p>
丝绸之路</p>
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。张骞出使西域，使中国和中亚、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。张骞曾经到达大宛（今锡尔河上游东面）、大月氏（阿姆河中部）、康居（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）等国。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（阿富汗）、安息（伊朗）等国 [170]。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（黑海以北）、条支（叙利亚）等国。中亚、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。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，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，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。从此，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。</p>
自张骞通西域后，中西交通日见发达，除了外交活动外，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。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，中国的冶铁技术、铁器、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、安息等国。并且通过大宛等国，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。同时，中亚、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、毛毡、汗血马、石榴、葡萄、苜蓿、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。此外，中亚的琵琶、胡笳、胡角、胡笛等乐器和乐曲、舞蹈也传入中国。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，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。</p>
西汉末年时，通过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：南路从长安出发，经敦煌、鄯善（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）、于阗、莎车等地，越葱岭（帕米尔）到大月氏、安息等国。北路经敦煌、车师前王庭（吐鲁番附近）、龟兹、疏勒等地，越葱岭到大宛、康居、奄蔡。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两大动脉。那时，中国的丝织品在当时国际上享有盛誉，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，所以也被称为"丝绸之路"。</p>
社会</p>
播报</p>
编辑</p>
西汉这时粮食的品种，在北方以粟、麦为主，也种植少量的黍、豆、麻、高粱、粳稻等；在南方仍主要种稻。入汉以后，北方人民已改变了战国以菽、粟为主要食粮的习惯，而以粟、麦为主食。 [178]</p>
帝王世系</p>
播报</p>
编辑</p>
追封皇帝</p>
追封皇帝</p>
庙号</p>
谥号</p>
姓名</p>
在世时间</p>
曾经封号</p>
追封时间</p>
世系</p>
——</p>
——</p>
刘煓</p>
前271年—前197年</p>
太上皇帝</p>
前197年</p>
刘邦之父</p>
无</p>
恭皇</p>
刘康</p>
?―前23年</p>
定陶恭王</p>
前5年</p>
刘欣之父</p>
在位皇帝</p>
在位皇帝</p>
庙号</p>
谥号</p>
姓名</p>
在位时间</p>
年号</p>
年号使用时间</p>
世系</p>
太祖</p>
高皇帝</p>
刘邦</p>
前202年—前195年</p>
无</p>
无</p>
刘煓三子</p>
——</p>
孝惠皇帝</p>
刘盈</p>
前195年—前188年</p>
无</p>
无</p>
刘邦次子</p>
——</p>
——</p>
刘恭</p>
前188年—前184年</p>
无</p>
无</p>
刘盈长子</p>
——</p>
——</p>
刘弘</p>
前184年—前180年</p>
无</p>
无</p>
刘盈四子</p>
太宗</p>
孝文皇帝</p>
刘恒</p>
前180年—前157年</p>
（前元）</p>
前179—前163</p>
刘邦四子</p>
（后元）</p>
前163—前157</p>
——</p>
孝景皇帝</p>
刘启</p>
前157年—前141年</p>
（前元）</p>
前157—前150</p>
刘恒长子</p>
（中元）</p>
前150—前144</p>
（后元）</p>
前144—前141</p>
世宗</p>
孝武皇帝</p>
刘彻</p>
前141年—前87年</p>
建元</p>
前140年—前135年</p>
刘启十子</p>
元光</p>
前134年—前129年</p>
元朔</p>
前128年—前123年</p>
元狩</p>
前122年—前117年</p>
元鼎</p>
前116年—前111年</p>
元封</p>
前110年—前105年</p>
太初</p>
前104年—前101年</p>
天汉</p>
前100年—前97年</p>
太始</p>
前96年—前93年</p>
征和</p>
前92年—前89年</p>
后元</p>
前88年—前87年</p>
——</p>
孝昭皇帝</p>
刘弗陵</p>
前87年—前74年</p>
始元</p>
前86年—前80年七月</p>
刘彻六子</p>
元凤</p>
前80年八月—前75年</p>
元平</p>
前74年—前74年</p>
——</p>
——</p>
刘贺</p>
前74年—前74年</p>
（在位27天）</p>
无</p>
无</p>
刘髆长子</p>
（刘彻孙）</p>
中宗</p>
孝宣皇帝</p>
刘询</p>
前74年—前49年</p>
本始</p>
前73年—前70年</p>
刘进长子</p>
（刘彻曾孙）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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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节</p>
前69年—前66年</p>
元康</p>
前65年—前62年</p>
神爵</p>
前61年—前58年</p>
五凤</p>
前57年—前54年</p>
甘露</p>
前53年—前50年</p>
黄龙</p>
前49年—前49年</p>
高宗</p>
（后除庙号）</p>
孝元皇帝</p>
刘奭</p>
前49年—前33年</p>
初元</p>
前48年—前44年</p>
刘询长子</p>
永光</p>
前43年—前39年</p>
建昭</p>
前38年—前34年</p>
竟宁</p>
前33年—前33年</p>
统宗</p>
（后除庙号）</p>
孝成皇帝</p>
刘骜</p>
前33年—前7年</p>
建始</p>
前32年—前29年</p>
刘奭长子</p>
河平</p>
前28年—前25年</p>
阳朔</p>
前24年—前21年</p>
鸿嘉</p>
前20年—前17年</p>
永始</p>
前16年—前13年</p>
元延</p>
前12年—前9年</p>
绥和</p>
前8年—前7年</p>
——</p>
孝哀皇帝</p>
刘欣</p>
前7年—前1年</p>
建平</p>
前6年—前3年</p>
刘康之子</p>
（刘奭孙）</p>
太初元将</p>
前5年6月—8月</p>
元寿</p>
前2年—前1年</p>
元宗</p>
（后除庙号）</p>
孝平皇帝</p>
刘衎</p>
前1年—公元6年</p>
元始</p>
公元1年—5年</p>
刘兴之子</p>
（刘奭孙）</p>
——</p>
——</p>
刘婴</p>
6年—8年11月</p>
居摄</p>
6年—8年11月</p>
刘显之子</p>
（刘询玄孙）</p>
初始</p>
8年11月—8年11月</p>
表格主要参考资料： [171-172]】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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